“没有人是局外人”
平庸之惡、旁觀之惡，我們都可能成為其中一份子。
不經思考、抱持冷漠的人，可能才是社會與政治亂源的禍首。
"大屠殺說到底，就是個英雄太少、加害者與受害者卻多不勝數的故事。"
──克里斯多佛．布朗尼（Christopher Browning），《普通人》（Ordinary Man），1998年
1960年5月11日，以假名"瑞卡多．克萊門"一直潛逃在外的蓋世太保猶太人事務部門首長"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近郊遭以色列探員逮捕。他去除了身上的納粹刺青，以洗衣店老闆的身分融入了當地德國移民社區。一晚，待他一下公車，以色列特務便將他抓住，下藥迷昏。過了幾天送往機場，讓他穿上以色列航空制服，裝作前一晚喝太多的機組組員，成功避開了阿根廷海關的耳目，將他押送至以色列。
艾希曼的審判在隔年四月開庭，1961年12月定罪，一開庭便舉世譁然，也打破眾人對集中營的沉默。紐倫堡審判十五年後，世人又有機會檢視納粹領袖的罪行。猶太人遭逮捕移送至集中營，乃經艾希曼精心策劃，他高超的組織能力則成了致命武器。
2017年，我站在柏林市區猶太人紀念碑前，身旁的德籍導遊告訴我，艾希曼納粹的屠殺行動分工非常精細，甚至當時的一般德國民眾大都不知道此事，直到二戰後納粹罪行被揭發時才知道，絕大多數的德國民眾也是感到無比震驚，因為許多猶太人(正確的講法，是信奉猶太教的人，而不是一個民族)也是德國人，怎麼可以如此的慘忍對待自己的國人。於是他們深自反省，決定建立這個猶太人紀念碑，要讓這個事件如同心錨般刻印在後代的身上，告訴自己的子孫前人所犯的錯誤。
當時的我心想，文化不同，政治智慧也不同。猶太人紀念碑為德國帶來的是深自反省與前進；而同樣的情況發生在台灣時(例如，二二八紀念碑的設置)則往往變成是政治惡鬥，互掀傷疤，製造分裂，重新分配政治權力與資源的工具，撕裂台灣居民的情感，創造10餘年的進步停滯。
社會哲學家漢娜．鄂蘭坐在耶路撒冷法院旁聽席上，仔細聆聽艾希曼的證詞。稍後她在《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chmann in Jerusalem）提出一連串令人吃驚的問題：「若集中營囚犯起身反抗，不就可大大降低死亡率嗎？猶太委員會（Judenrat）屈從與納粹合作，是否加深了猶太人的苦難？是不是有些倖存者做出有愧於心之事？艾希曼的審判合法嗎？」 這些問題彷彿在指責遭囚禁的倖存者是自找的，而活下來的人可能是犧牲較不幸的牢友，才得以倖免於難。
鄂蘭的另一個觀點也令世人震怒。對她而言，艾希曼不是怪物，只是個工作時不涉及任何情感或道德，幹起活來樂在其中的平庸公僕。審判時，坐在玻璃包廂中的艾希曼，虛弱無力、臉色蒼白、衣衫襤褸，看起來完全不像罪大惡極之人。
在法庭上艾希曼認為屠殺猶太人不是自己的罪責，強調自己並非決策者，光是安排交通工具將人遣送出境等業務就忙不過來了。在鄂蘭眼中，這個既平凡又毫無存在感的傢伙，宛如惡之平庸的化身。
但艾希曼所帶來的問題是，世界上像他一樣的人多不可數，既不變態也非殘酷成性。他們是再正常不過的一般人。但以司法單位的角度及道德標準判定的觀點來看，他如此的心態遠比所有殘惡暴行的加總還來得可怕，因為這代表著：新型罪犯是在自己幾乎毫無所知、也毫無所愧的狀態下犯下惡行。
鄂蘭認為艾希曼不僅是正常的人，而且還以工作至上，一心只想平步青雲，才無視自己行動造成的後果。當時除了庸庸碌碌奮力扶搖直上外，他完全沒其他目的……他只是……未曾明白自己的所作所為……他不笨，只是做事完全不加思索……才會成為史上重大戰犯之一。
若這就是「平庸」，若從艾希曼身上找不到任何真真切切的惡意，那這並非司空見慣之事。但要是人都變得如此脫離現實、不去思考，造成的災難遠比本性邪惡還要來得慘烈……這是我在柏林時學到的教訓。
當年起訴艾希曼的檢察官吉迪恩．豪斯那（Gideon Hausner）說艾希曼是個道德敗壞的怪物、殘暴的精神病態者。但就連他也承認，如機器人般謹守規定的艾希曼不太尋常：「某天早上，侍衛送早餐給他時誤給了六片麵包，而非平時的兩片，他六片全吃個精光。侍衛問他以後是不是就吃六片，他卻回答：『不用，其實兩片就夠了。但你給了我六片，所以我不得不吃完。』」
被問及工作時，艾希曼表示：「我從工作中得到非比尋常的樂趣，處理這些事很有趣……我工作時皆全力以赴，以服從為最高原則。我將服從視為生命的典範。」對他而言，從命乃至高無上的樂事，他甚至還語帶悲傷地說：「戰爭結束後，我覺得自己日後將成為孤苦伶仃的無主冤魂，無人對我下令，也無從聽命，更不會有相關條令可拿來遵循了。」
在漫長審判中全程旁聽的鄂蘭表示，艾希曼就像個從未停下思考自己行為道德層面的機器人。她並不是說艾希曼是無辜的，而是他不是怪物。艾希曼並非墮落之極的邪惡化身，只不過缺乏同理心，行事完全欠缺思考，亦毫無道德感而已。
鄂蘭看到的是她所謂完全平庸的邪惡，而檢方想追捕的卻是對猶太人的恨意綿綿無絕、邪惡暴戾、麻木不仁的納粹官員。
紐倫堡審判期間，鄂蘭曾和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思培（Karl Jaspers）曾通信討論邪惡的本質，這也影響她後來對艾希曼的看法。她因紐倫堡一案心神不寧，雅思培卻提醒她，切勿過於鑽研納粹邪惡的特質，反而建議她「應將其視作日常可見的平庸瑣碎之物…… 例如細菌可引發亡國的流行病，但說到底，細菌仍只是細菌而已」。這個比喻十分貼切。細菌四處擴散肆虐，即使引發災難也只是無心之過。就像酒後肇事逃逸的駕駛。行事如此欠缺考慮，才會使惡行如黴菌般無情地擴散開來。而鄂蘭 也接受了邪惡的本質並無深度的觀點，她相信這就是它的『平庸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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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倫堡審判的餘波及鄂蘭對艾希曼大審發表的這番言論，催生出一系列極具啟發性的社會心理學實驗。這些學者乃出身耶魯、哥倫比亞、普林斯頓、史丹佛等大學，學術背景無懈可擊。
《旁觀者的冷漠》約翰．達利及畢伯．拉丹內（1968年）
年輕的凱蒂．吉諾維斯（Kitty Genovese）光天化日下在紐約市遭人殺害後，社會心理學界又開始探討起邪惡的本質。
1964年3月13日夜裡，吉諾維斯下班後走在皇后區基佑植物園路上，被歹徒追趕刺殺。更駭人聽聞的是，她並未當場殞命，歹徒不停追著她，對她又刺又砍逾三十分之久。又驚又恐的她大聲呼救「請救救我！請救救我！」，卻無人伸出援手。
殺人案時有所聞，但這件慘案非比尋常。當時有38人目睹吉諾維斯遇害，卻無人出手援救：無人嘗試阻止歹徒攻擊，也無人出聲嚇阻歹徒，連報警的人也沒有。有名目擊者還狡辯：「我不想自討苦吃。」目擊者的冷漠震驚全國，世人也紛紛開始省思，並拿納粹德國作借鏡。
冷漠確實足以致人於死地。數年後，伊恩．克肖表示，納粹德國時期的輿論「與其說是由強烈的恨意所形塑，還不如說是因為對猶太民族的命運無動於衷，才釀成慘事」。
約翰．達利和畢伯．拉丹內這兩名學者設計了一系列的實驗，來研究為何人能在他人生命垂危時還視若無睹。。為何沒有人伸出援手救吉諾維斯？為何這麼多人在一旁看好戲，卻沒人幫助猶太受害者？這也是漢娜．鄂蘭在另一處極欲探討的主題：「多數人會就範，但有些人不會。若要地球一直如此適合人安居樂業，只要拒絕就範即可！別無其他要求。」悲哀的是，拒絕就範的人僅占少數。
老實說，緊急事件常事發突然、令人不明就裡，也並非旁觀者日常生活中會有的經驗。達利和拉丹內兩人費煞苦心在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做了數個實驗探討此問題，結果發現，社會環境本身其實會影響人如何應對緊急事態。
達利和拉丹內為評估受試者面臨危機時的應對，巧妙地設計了兩種情境：獨自一人，以及跟一小群人在一起。當其他人對突發事件視若無睹時，受試者將如何反應？
在其中一個實驗，受試者被帶到房間內討論都會生活問題，接著暖氣出風口不斷冒出煙霧，但並非僅飄出幾縷輕煙而已，而是「整個房間都煙霧瀰漫，伸手不見五指」。當受試者獨自一人在房間時，75% 的人會通報冒煙，但當房內另外有兩人，且故意無視煙霧時，受試者的行為便截然不同。儘管他們「又咳嗽又揉眼，還開窗透氣」，仍僅有 10% 的人通報房裡正在冒煙。
在另一個實驗中，接待員向抵達實驗室的受試者打招呼後便起身將隔簾拉起，然後爬上椅子想拿一些文件夾，同時偷偷打開錄音機，播放猛然倒下的巨響、尖叫聲及以下話語：「喔天啊，我的腳……我……的腳動不了。喔……我的腳踝，我無法把這……東西……從身上移開。」錄音機傳來啜泣呻吟聲。 這個研究好奇的是：有沒有人會去查看接待員發生什麼事？事發多久後會做出反應？單獨出場的受試者，有 70% 去查看接待員，這結果或許令人欣慰，但遺憾的是，若跟受試者一起等的陌生人則對遇難的接待員會袖手旁觀，則只有 7% 的人會伸出援手。
在第三個實驗中，人們更是冷漠。實驗者將受試者帶入小房間，請他們用對講機跟其他受試者聊在大學遇到的困難。其中一名實為研究者共犯的受試者透露，除了一般大學生所承受的壓力外，自己還患有癲癇，對此感到很丟臉，接著講話開始言不及義：「我呃恩我認為我需要呃呃有誰來呃呃呃呃呃呃呃幫我一下呃幫我一下因為呃我呃我呃呃現在呃呃呃有點問題呃呃有誰來幫幫我呃呃呃就好了……因為呃呃我呃呃好像癲癇發作呃要是有人來幫個呃小忙呃呃呃呃（嗆到的聲音）……我快死了呃呃我……要死了呃救救呃呃癲癇呃（嗆到的聲音，然後鴉雀無聲）。」
當受試者獨自一人在小房間內時，85% 的人會在一分鐘內起身去查看那名假裝癲癇發作的受試者。當受試者跟其他人一起待在小房間內，如果配對的人被偷偷要求必須無視突發狀況，則有 62% 的人會起身去查看發病的學生。然而，若受試者跟其他四名無視他人癲癇發作的共犯在一起，只剩 31% 的人會去查看同學狀況，而且反應時間平均要花三分鐘。
相關實驗設計有無數種版本，但所傳遞的訊息是一樣的：人會被他人的舉止渲染，認為事不關己。若旁觀者看見其他目擊者置若罔聞，自己也會見死不救，對此，達利和拉丹內以「旁觀者的冷漠」一語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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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佛監獄實驗：菲利浦．金巴多（1971年）
迄今，社會心理學家已觀察到一般人也會聽命施暴，而旁觀者鮮少會對遇難受苦的人伸出援手，但更糟的還在後頭。
1971年，史丹佛大學教授菲利浦．金巴多設計了史丹佛監獄實驗。施測者告訴自願參加者，為了研究人在監獄的行為，會隨機將他們分配到囚犯或獄卒組，並置於虛擬監獄環境。數年後，金巴多回想起實驗拉開序幕的情景：「時間是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星期天，早上九點五十五分，氣溫約攝氏二十一度。濕度一如往常不高，視野清晰，天空蔚藍，又是一個加州帕羅奧圖市如詩如畫的夏日。」
突然間，囚犯受試者被押入警車、上銬矇眼，移送至在心理系大樓地下室臨時搭起的監獄。為增加真實性，金巴多在處理細節上一點也不馬虎，將囚犯編號收監、脫衣搜身，拍下臉部照片。另外還發了制服、黑色太陽眼鏡、警棍給擔任獄卒的受試者，要他們在不傷害囚犯的前提下，給他們下馬威。金巴多則在旁觀察受試者的行為，實驗原定兩週結束。
但過沒多久便脫序，一發不可收拾。獄卒開始騷擾囚犯、對其施暴，就算囚犯又叫又鬧又哭，仍不肯罷休。一天又一天過去，獄卒變本加厲，把違規的囚犯剝個精光以示懲誡，不給他們食物吃，還限制他們去休息室的時間。囚犯則越來越百依百順，有的人甚至受不了虐待而崩潰。實驗進行六天後便突然中止。
事後受訪時，一名獄卒說他開始視囚犯為牛群，另一人則說：「我自己也嚇到了。我竟然命他們……徒手清廁所。」還有一人承認：「扮演權威還滿好玩的。權力有如春藥，令人愉悅。」一名獄卒則坦誠：「現在回想起來，我很訝異自己竟然對他們毫無同情。」結果有約三分之一的獄卒被激發出陰暗的一面，虐待起囚犯來。
儘管此研究倫理飽受質疑，金巴多的實驗彰顯了另一個令人擔憂的事實：單單社會情境即可引人作惡多端。只不過扮演獄卒一角就足以荼毒人心，令其對囚犯發號施令，並濫用職權加以虐待。這些受試者都是沒有反社會行為或精神病史的大學生，然而一旦隨機分配到不同角色時，他們的行為也會因角色的不同而改變。權力使人腐化，因而產生酷吏。
也有人批評這樣的研究和第三帝國不可一概而論，金巴多的實驗不過就像兄弟會中的霸凌情形失控，這些年輕人過陣子就會清醒恢復正常，但這樣的假說卻無法加以證實。根據納粹殺人犯的說法，反而是殺戮時間越長，下手越容易。
金巴多的實驗還有個耐人尋味的插曲，令人不禁想到達利和拉丹內所觀察到的事實。金巴多曾在多次受訪時坦誠，若非同事克莉斯汀娜．瑪絲萊制止，即使暴行橫生，他還是會讓實驗進行下去。她之所以出手干涉、他之所以聽勸，都要歸功於達利和拉丹內。然而，金巴多在1997年一場鮮為人知的訪談中表示，至少有五十人在旁觀察實驗經過，卻無人出聲反對。
總結
漢娜．鄂蘭精於觀察人性，卻不是個實驗主義者。自信滿滿、咄咄逼人的她，在分析艾希曼時亦曾失言。她的「行事不經思考」的說法的確有些過火，但她形容邪惡如黴菌的比喻卻十分貼切。黴菌四處擴散肆虐，即使引發災難也只是無心之過。人們行事往往因欠缺考慮 (例如，缺乏正義感或道德感)，才會使惡行如黴菌般無情地擴散開來。
實驗主義者則旨在探討這樣的行為是如何擴散開來，反思紐倫堡一案，也反思了生活周遭。然而，實驗結果所揭露的人性，著實令人沮喪。拉丹內和達利觀察到，就算好意助人，在特定社會情境下人們也會選擇默不作聲，若周遭冷漠的人越多，個人責任感也會隨之四散，令人缺乏伸出援手的勇氣。
金巴多探討了何謂行事欠缺思考之惡，讓我們大開眼界。要是賦予人某個角色，那人就會不經思索地 ( 根據從文獻電影所見及從小觀察到的行為 )，扮演起那個角色來，就連殘忍暴行也照做不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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